印刷术是本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这不仅是因为印刷术本身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技术，而且因为印刷书籍随处可得，更能培养人们抽象思维的习惯。本章即会展现这种习惯是如何应用于分析各种问题的—从地图到机械制作，从轮子和杠杆到化学物质，不一而足。

到1600年，亚洲所有的大国和帝国都在制造枪支，但在一些国家，包括波斯，印刷术都尚未被普遍采用。这似乎有些出人意料，因为波斯在1294年就接触到了印刷术，当时波斯的蒙古统治者想发行纸币，便雇用了中国印刷工来进行印刷工作。但直到16世纪，波斯—就像奥斯曼帝国一样—尽管经济繁荣，艺术昌盛，但印刷术仍未被采用。其中一个原因是，通过手工抄写生产出的书籍数量已足以满足需求，因为当地有许多专业抄写员，而他们的工资普遍很低。此外，用手抄写《古兰经》也被视作一种虔诚的行为，而书法也是一种高雅的艺术。在土耳其，许多显赫人士，甚至苏丹和维齐尔都会抄写《古兰经》，而一个专业的书法家一生可能会抄写50份。18世纪20年代一系列改革的项目之一，就是在伊斯坦布尔成立了一家印刷厂，它主要生产西方书籍的译本，但这一短暂的尝试对奥斯曼帝国和当时其他伊斯兰帝国占主导地位的“手抄本文化”（manuscript culture）影响甚微。养乐多阿姨

《世界文明中的技术》

除了受手抄本光环和其低廉复制成本的影响而难以发展外，在亚洲，印刷常常受到保守派的反对，因为它被打上了基督教技术的负面印记。印刷机通常由基督教传教士引进，用于印刷和传播《圣经》、其他基督教文本，以及有助于宣传信仰的字典或语法书。16世纪50年代，葡萄牙人统治下的果阿地区的一个耶稣会传教士就组建了这样一个印刷厂，于1572年出版了一本基督教教义书的泰米尔语译本，这是第一本在印度印刷的印度语书籍。在印度境内，基督徒聚集区的印刷厂持续为一小部分皈依者印刷作品，不过意料中的是，印度教和穆斯林精英们对此兴趣不大。直到19世纪，在欧洲殖民国家支持下，基督教传教士大量涌入，亚洲各国政府也承认西方的学术和制度是生存的关键，此时印刷文化才开始流行起来。

在这些国家，枪炮被迅速采用，而印刷术的普及却进展缓慢，二者之间的鲜明对比意义非凡。枪炮符合既有统治集团的利益，集团成员往往是军事精英，枪炮使他们能够巩固其权力并扩大领土边界。印刷术则与这些目标无关，甚至会颠覆他们的权力。然而，在中国，正如前一章所指出的，情况却截然不同。朝廷的文官是一群文学精英，其成员对艺术、儒家哲学和他们的田庄兴趣浓厚。他们对书籍永不满足的需求推动了彩色印刷等创新。16世纪80年代，中国使用五色印刷系统制作了第一本带有彩色插图的书籍。而早在1340年，就已有了双色（红色和黑色）印刷的试验。

尽管朝鲜和日本的口语非常不同，但是使用的文字基本上与中国相同。中国印刷的书籍也会出口到这两个国家。朝鲜有完善的印刷工场，其产品在中国很受推崇；朝鲜的技术中也有活字印刷术。而在日本，直到1600年左右，雕版印刷几乎只用于佛教寺院的活动。1592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他的战利品之一就是活字印刷设备，这些设备很快就在宫廷中流行起来，用于印刷典藏版的日本文学经典作品。1590年，耶稣会传教士引进了一种西式印刷机，也使用活字，用于印刷基督教文本和字典；但由于基督教在1597年被禁，这种印刷机在当地没有激起什么水花。

到1640年，朝鲜和西方的活字印刷术都已不再于日本使用，日本的印刷者们用起了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对于许多流行文学的自由版式而言并不适用。然而，比用什么印刷技术更重要的是，日本正在产出有关技术主题的新书，包括关于航海（1618年）和数学（17世纪20年代）的作品。在这些书中，有几本采用了中国的彩色印刷法，让图表呈现得更加明晰。公元1700年后，艺术书籍和彩色印刷品的生产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也印制了一些技术书籍，不过数量少得出人意料。一部名为《天工开物》的作品，是我们了解明代技术的主要知识来源。该书首次印刷于1637年，由生于1587年的江西地方政府官员宋应星撰写。该书描述了食物、衣服以及日常生活中必需的大多数物品的全部生产过程，并配有极为清晰的插图。这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详述了各种工艺和技能，其中重点突出了农耕（“五谷”）和纺织技术，而金属和武器的生产则在第三部分单独讨论。在这之间，第二部分描述了一系列杂项工艺：造船、马车制造和造纸。还有一部分详细讨论了陶瓷，其中内容包括砖、瓦以及陶器的制造。

不过，宋应星这本书特别意味深长的一点是，他似乎对写这种普通无趣的主题感到愧疚，将自己写书的动机归结为“任性”。他写道：“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雄心勃勃的学者无疑会把这本书扔到他的桌子上，不再理会；这是一部与官场上的晋升法门毫不相干的作品）。他的态度与一些历史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解释是一致的，即儒家统治阶层对数学和物理现象兴趣索然，因为他们宁愿通过良好的组织能力和高效的政府来解决现实问题，而把机械和生产留给手工业者和企业家去琢磨。

在当时，这种态度似乎相当合理；彼时中国经济强盛，其中农业产量不断攀升，各类行业蓬勃发展（包括纺织、陶瓷、炼铁，当然还有印刷）。然而，一些历史学家却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停滞期。那时正是欧洲科学革命的阶段，这样比较来看，中国似乎已经落于人后了，尽管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依然在将欧洲的发展情况告知朝廷官员，同时也将中国技术成就（包括农业、蚕工、瓷器生产等）的信息传回欧洲。例如，耶稣会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就有一本于1615年用中文印刷的关于天文学的小书，他在其中加入了一页关于望远镜的内容和一幅土星的插图，这幅图原出自1610年伽利略出版的一本有关他借助望远镜获得的发现的著作。邓玉函（Johann Schreck）与王征合作，于1627年出版了《奇器图说》（Diagrams and Explanations of the Marvelous Devices of the Far West），其中就包括对望远镜的介绍。此后不久，望远镜就在中国得到了制造和使用。而在1644年最终颠覆明朝的危机中，耶稣会传教士还在枪支制造方面提供了建议。

若要对上述现象做出评述，我们就须得了解欧洲的科学革命是如何使西方较之其他文化逐步取得技术优势的。这里我们采取的观点是，重要的不是某个发现或发明，而是一系列处理技术信息和整合技术（及管理）理念的新方法，即基于测量、数据表格、分类和次级分类的手段来进行分析，甚至还要用到绘图和物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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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中的技术：四海一家 跨越千年的对话与交流》

【内容简介】本书概述了自公元1000年起、横跨千年的世界技术发展传播史。这场讨论围绕着三个关键概念展开：技术对话、环境制约、工业革命。作者使用了“技术对话”这个术语来挑战自上而下的“技术转移”概念，它表明技术传入一地后，通常被调整以适应当地的需求和条件，也常常引发进一步的创新。本书追溯了一千多年来的这些相遇和交流，考察了农业、火器、印刷、电力和铁路等技术的变化，探索发生在世界不同地区的技术对话。

以往，衡量进步的标准是技术革新的速度、创造产出及利润的提升效率；当下，技术对环境的影响成为了最主要的问题。因此，本书的最后几章将故事带入更具现实意义的21世纪，从全球视角讨论包括石油化工、航空航天和数字化在内的技术发展，提出需要什么样的新型工业革命来迎接人类世的挑战。

【作者简介】阿诺德·佩西(Arnold Pacey)：物理学家、农业工程师、历史学家、技术哲学家，除技术史经典《世界文明中的技术》外，还有《创造力的迷宫》《技术的文化》《技术的意义》等著作，他是2017年列奥纳多·达·芬奇奖章（美国技术史协会最高荣誉）的获得者。佩西1937年出生于云南昭通，受父辈“天下一家”理念的影响，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颇有了解。他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挑战技术史领域的欧洲中心和白人优越论，每部作品在出版之初都是颠覆性、开创性的，让读者看到欧洲之外广阔世界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技术，在出版之后则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为领域的经典。

白馥兰(Francesca Bray)：现代国际汉学界、社会人类学界和科技史学界的顶尖学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名誉教授，国际科学史学会主席，也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奖章获得者。主要著作有《中国科学技术史·农业分册》（李约瑟主编）《稻米经济：亚洲社会的技术与发展》《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等。韩漫

书摘

前言

本书概述了自公元1000年起、横跨千年的世界技术发展传播史。这场讨论围绕着三个关键概念展开：技术对话(technological dialogue)、环境制约(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技术对话”一词在此用于描述不同民族和社群面对陌生技术时的反应。某个地区的人接触新技术时，往往会改动该技术的原始设计，或者做出进一步的创新。本书提到的许多例子中，最明显的就是与热兵器有关的发明，包括第三章与第八章中讨论的手枪与火炮。其中一些技术最早发明于千百年前的中国，但之后的很多技术改进出现在欧洲、土耳其及印度。

一个更近代但本书未详论的例子，是北极地区因纽特人社群初次面对机动雪橇——雪地摩托——的反应。尽管因纽特人并无使用机械技术生活的传统，但他们还是很快地掌握了维护这种设备的技巧，甚至改进了原本的维护规程，使拆装引擎的流程更加简便。起初，观察者们觉得这种快速的技术掌握和积极主动的技术参与难以理解，直到一项数理民族志的调查显示，对空间关系的特殊辨别能力是因纽特文化的一部分，这点在其雕刻和雕塑中也有体现。这个例子强有力地说明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将如何影响其接受新技术的方式。

而一个1929年的例子则展示了另一种情况，当时一家英国公司本欲将新式的动力纺织机销售到日本纺织厂，但最终采用了日本技术人员在本土工厂对纺织机进行的改进(见第九章关于丰田纺织机的内容)。在这个例子中，英国生产方与日本改进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双向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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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详述的第二个概念，便是自然环境对技术的限制或制约(以及其为技术升级准备的种种机遇)，还有发明者、技术人员及企业人员面对环境制约时的举措。

其中一种在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限制条件，就是某种关键材料的短缺，比如造船所需的木料。当中国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经历木材短缺时，其应对措施之一是在造船过程中使用更多种类的木料；另一项举措是从东南亚进口更多木料来弥补当地供应之不足(见第三章)。在英国，橡木是造船的首选材料，但当18世纪本土橡木供应量见底时，其应对措施之一也是使用不同种类的木材，同时加大进口量，包括进口波罗的海国家的软木。另一项措施是将一部分造船工程外包给木料充足的地区，如使用柚木的北美东海岸地区及印度(见第七章)。在不久后的19世纪初，人们可以用铁造船了，木料的紧缺就无关紧要了。

至于能源方面的制约，本书一至六章讨论的大部分技术运转都依赖基本的自然资源，比如，以木柴或煤炭为燃料，以人力或畜力为动力，以风力驱动船和磨坊，以流水来转动转轮。这些能源可提供的能量都相对有限，这成了发展的制约因素，但在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克服了这些限制，燃煤锅炉产生的蒸汽提供了大量动力。蒸汽机最早是被用于取代马力和水车的，人们发现后者已无法提供足够的动力。大约在同一时间，人们发现了利用煤炭制成焦炭炼铁的方法(见第七章)。

不过，煤炭的使用也有制约因素，包括供应量的有限、煤烟对大气的影响等。起初这些局限只是地方性的，但在19世纪，煤烟成为危害健康的首要因素，也是重度工业化城市地区的雾霾及各类恶劣天气情况的一种诱因(见第十二章)。

然而，木材一类的建筑材料，木柴、煤炭一类的燃料并不是仅有的自然资源。生物类的资源同样被用以生产食物、纤维及药品。正如蒸汽机的发明带动了工业发展的突破，生物资源的发现和传播也会引领人类发展突破各种壁垒。在哥伦布远航，美洲写入世界历史时，欧洲人巧遇的新生物资源便展示了这个道理。马铃薯和玉米这一类的高产作物很快被人们接纳，不仅在欧洲，还在菲律宾、中国等世界各地缓解了食物供应的短缺，使人口得以增长。第四章讨论了这一世界历史上极为重要却未被重视的阶段，第十一章中有更多关于生物资源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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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曾有限地使用煤炭冶铁(见第一章)，18世纪开发的以煤为燃料的动力技术则是后世所谓工业革命的重要特征，这种技术兴起于英国和欧洲，很快便席卷世界。后来还出现了一系列的工业革命，不过有关工业革命这一主题的解读主要取决于其定义如何。如果工业革命主要是指源于新技术引进的经济发展，那么确实有进一步的工业革命一说，比如与19世纪铁路发展紧密相连的工业革命(见第九章)，与再后来化学工业的发展或电灯使用有关的工业革命(见第十章)。在20世纪和21世纪，还有更多类似的由不同领域革新催化而出的革命，包括石油化工、航天航空、电子科技，以及种种新能源动力(见第十二章)。换一种视角看，如果工业革命的定义是基于社会变动及与之相随的生产组织的变动，比如18世纪的工厂系统，那么近年来自动化、机器人技术和新信息技术的发展则毫无疑问地构成了新式的工业革命。

但是对革命的谈论可能会分散我们对历史宏大连续性的注意力。从19世纪、20世纪至今，确实有一些所谓“创新浪潮”(见第十二章)，但其中到底有多少带来了可以算得上不容小觑、至关重要的变革呢？这个问题依然存疑。特别醒目的一点是，到今天(2020年)为止，这些所谓的工业革命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工业文明以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基础，即便其他能源——如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已得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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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一版写于20世纪80年代，彼时社会争议围绕着技术转移和国际发展，这让我们感到有必要倡导人们更好地理解技术对话，而这也成了本书的核心主题。30年后再次修订本书，我们不禁想再多加一章，将叙述拓展到21世纪，但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与创新浪潮和新工业革命(取决于每个人的视角)相关的问题，同时，关于制约和局限性的问题也在当下变得更加重要了。虽然本书大部分内容维持不变，新添章节中提到的问题还是促使我们对早前的部分章节做了一些修改润色。

在处理这些宏大的主题时，我只尝试勾勒出大致的纲要，相信这些大纲有时更能帮助读者领略观点和看法。有关这些主题的更多信息可参见注释中标注的来源，这部分内容在本次修订版中也有所扩充。

我不仅得益于注释中提到的所有书籍，也得益于博物馆藏品，以及偶尔去工厂车间参观的机会。其中有在英国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英国国家航海博物馆(National Maritime Museum)、英国国家军事博物馆(National Army Museum)，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英国施洛普郡的铁桥谷博物馆(Ironbridge Gorge Museum)，以及中国的北京古观象台和成都蜀锦厂。

我很有幸曾在其中几个机构工作过，我个人更是感激许多朋友和同事在其间对我的帮助。这些在本书初版中已详尽写过了，但其中我最要感谢我已逝的父亲，他教会了我关于世界文明的概念，曾时常用中文和英文反复说起本书题献页的那行小字“天下一家”，这句话出自中国经典《礼记》，一部描述周代社会形态和祭典礼仪的文集。

关于本修订版的出版，我还需深深感谢我的出版人凯蒂·黑尔克(Katie Helke)，以及我的合著者白馥兰(Francesca Bray)，她们两人给予了我莫大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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